金融危机十年:“后危机时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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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十年:“后危机时代”的思考

2018-6-12 17:01| 发布者: 卡神网小编| 查看: 173| 评论: 0

2018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时间节点。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距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已是十周年。2018年对中国而言,亦是重要的变革之年。今年是十九大后的开局之年,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初显,但任务依然艰巨。   
十年“后危机时代” 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言,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具颠覆意义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仰赖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人类在金融危机十年之后并没有迈入全局性的以邻为壑、刀兵相向的危险局面。这10年间,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全球化受挫。国际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2018年在一场全球股市的大波动中迎来新年,“十年一危机”的说法屡屡被提起,2018年的世界经济,再次迎来大挑战。世界是平的,中国不能独善其身,更不能掉以轻心。 
但回顾危机十年来的历程,人们发现,它仍然演绎着200多年来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演化与转化的老故事。 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商业周期便如影随形,盲目的投资及竞争的加剧,导致生产过剩危机每隔七、八年便重复一次。危机的解决是消灭大量的生产力,强制平衡需求与供给。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金融周期也开始与产业周期同步出现,金融周期更加任性,也更加不可琢磨,其爆发更具摧毁能力,不但消灭大量货币财富,也消灭大量物质生产力。 ”十年的阵痛期还在延续,中国仍处于“后危机时代”。刘鹤指出“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 
全球金融危机应对的反思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认为本轮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程度不及“大萧条”,主要原因就是充分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和“二战”后各国危机管理的经验,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一)金融危机冲击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救助是维护市场信心和金融稳定的“定海神针”。当经济受到系统性危机冲击并陷入衰退时,金融机构会出现挤兑,金融市场流动性迅速枯竭,金融体系功能受到严重损害,存在着危机应对的黄金二十四小时,越果断及时的救助,政策效果也越好(Carlson, et al., 2015)。 一是从决策过程来看,中央银行危机救助决策更加顺畅。二是从政策手段来看,中央银行救助工具更加灵活多样。三是从救助规模来看,中央银行空间更大。 
(二)由中央银行牵头按照市场化原则分类处置问题金融机构,对及时有效化解金融风险至关重要。正是由于在决策程序、政策手段和救助规模等方面较微观监管者、财政等其他部门具有明显的优势,在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中央银行往往被市场参与者寄予厚望,中央银行本身就是金融市场稳定的基石。
一是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尽量通过市场体系自身力量化解金融风险。
二是对系统重要性问题金融机构,根据“巴杰特法则”提供流动性救助。
三是对地区性中小问题机构,主要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进行有序破产清偿。 
(三)中央银行承担危机救助因而必须参与日常监管,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强化央行金融监管职责,打造超级央行。 
四)危机救助要平衡维护金融安全与防范道德风险,既要守住风险底线,又要强化市场纪律。 
一是美、欧等主要央行在救助问题机构时,都要求对方提供优质充足的抵押品。完善的抵押品安排对确保央行资金安全,畅通货币传导渠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Bindseil, 2014)。 
二是调整存款保险额度需要注意防范道德风险。各国在危机期间都上调了存款保险额度,但额度的上调仍是适度有限的而非完全保险,这在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有效地加强了市场纪律(Anginer,et al., 2014)。 
三是按照激励相容原则,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股权改造。各国政府在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救助的同时,都对问题机构原有股权进行了大量稀释,从而改进其公司治理,加强资本的风险承担约束。 
四是各国政府适时退出或将问题机构资产转让给央行,以防损害市场纪律,引发新的道德风险。大量的政府担保和国有化政策给各国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各国政府都适时退出或转交央行。 
(五)警惕非常规货币政策副作用和财政风险金融化,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政策自主性。 
刘鹤 十年危机研究:总结经验预判形势 刘鹤领导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多部门人员在这十年中对全球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刘鹤所著《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已经被公认为“教科书级”的、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政策性思考。 
梳理和学习刘鹤关于金融风险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和把握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以下文字来源于刘鹤学术论文和公开讲话原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刘鹤曾在多个场合就危机问题进行表态: 
❖首先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2008年)指出要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 
❖之后,刘鹤(2009年)就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对作客观描述; 
❖2016年,刘鹤发文指出“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2018年1月,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强调要稳中求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 关于危机的应对对策和态度,刘鹤在2009年发文指出,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可从三个层面概括:
一是对金融危机发展的趋势和中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作出判断;
二是努力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以保护外需;
三是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中国政府认为,维持开放的贸易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大国汇率,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球都有好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但有害于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灾难性的。
因此,中国决心在本次危机面前,积极提倡自由贸易。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
第一,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努力,呼吁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全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鼓励出口和进口。 
扩大内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已经采取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
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与此同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除此之外,面对股市低迷,政府没有出手干预,更没有放弃对非流通股允许流通的承诺,这使资本市场反而有了信心。总体来看,这些政策措施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应对危机将逐步起到关键性作用。 
防范风险,加强监管是重中之重 
刘鹤提到,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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